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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nday, December 30, 2007

[不能对媒体控制太多]
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 

“不能对媒体控制太多”

12月12日,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会见中国新闻工作者访问团,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。

杨荣文1954年9月13日在新加坡出生,1983年获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管理学院公共行政学硕士学位,回国后曾任新加坡武装部队参谋长兼联合行动与策划司长。1988年在准将位置上辞去军职,当选为国会议员,并任新加坡财政部政务部长兼外交部政务部长。

2004年,杨荣文在李显龙总理内阁被任命外交部长。同年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出台湾一些团体试图让台湾走向“独立”是危险之极的举动,引发台湾的强烈反应。

杨荣文被该国媒体猜测为新加坡未来副总理人选之一,也是第一位公开撰写博客的新加坡内阁成员,他在博客中论及新加坡的外交政策、对周边国家的分析,以及对亚洲文化和未来的思考。

在接受记者采访当天,杨荣文在他BLOGSPOT的博客专栏“我的生活,我的思索”中写下了采访的情况,他说:“当一位来自中国《南方都市报》的记者告诉我她的同事也在看我的博客时,我非常惊讶。这提示我写下这一篇博客,这样他们就可以给我一些意见反馈了。”

南都:在社会发展方面,新加坡对于中国充当了怎样的一个角色?

杨:因为新加坡人口3/4是华族,很多人都有亲戚在中国,血缘和文化使新加坡人非常关切中国的发展。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中,两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密切合作。我们经常要接待来自中国的访问团,他们对我们的公共住宅、城市规划乃至社会福利制度都有很大的兴趣,当然,新加坡也派很多公务员去中国培训。

从邓小平先生开始,中国领导人就明确表达了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兴趣。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把新加坡当成一个“社会实验室”,这里的政策方针的变化,中国方面都很关注。

南都:新加坡如何处理在媒体中的国家形象?

杨:和中国相比,新加坡的媒体应该开放一些。这有历史的因素,在新加坡工作的外国人一直比较多,我们允许很多国际媒体在新加坡发行和广播。譬如,新加坡独立之后我们允许BBC继续在新加坡广播。可我们也制定规范,如果他们报道内容不确实,必须允许新加坡政府更正。开始他们不愿意接受,但现在海外媒体都接受了--因为如果不接受而被限制在新加坡的销量,将对他们的广告有巨大影响。

新加坡在这个方面的做法,中国也很有了解的兴趣。中宣部的一些官员也过来考察过,前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先生曾在1996年过来考察过我们的媒体。

我认为,在国家形象上,我们可以针对海外媒体进行一些调整,并不是说我们要听西方的,但要作一些适当的调整。

我想最重要的恐怕是,我们不能控制太多。媒体是需要创意的产业,如果控制太多,好的人才会流失,他们将失去市场,失去竞争力。

我们做过一些调查,我们的年轻人已经不看报纸,他们获取一切信息和知识都是来自电脑屏幕。传播手段方面已经有很大变化,媒体随之改变,管理方面当然也要调整--在这个方面,政府官员已经落在后面了……

南都:我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,新加坡带给国际社会的是“亚洲价值观”,而我观察到,作为新加坡第三代领导人的一员,您最近在外交场合却屡屡强调民主的价值。这是否意味着,新加坡是否在调校自己的经验和准则?

杨:我们不得不改变,因为大环境在变化,人民的教育水平在提高,每一代人都不同。如果我们不改变,新一代就会不满意,国家失去创造力,影响经济效率。但改变太大,年纪大的人又不适应。因此,寻找一个平衡很重要。当然我们是一个小的国家,如果要改变,还是比较容易管理。



采写/摄影 本报记者 李军

Story and photo: Li Jun, Nanfang Metropolitan Dail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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